重读2018：价值平衡、资源重组、商业秘密

虽然也要承认，在瞬息更迭、险象环生的商界中，要保持头部精英的绝对睿智与理性、创新和刚毅，尤为艰难，但想要企业拥有纾解发展难题的能力，就必须通过让渡多数人部分民主权益的方式，换取现行发展策略轨道的稳定；另一方面，跨入激荡的互联网下半场，或者说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，其概念启蒙到信念飞跃，需要的是长远、持续的思想。

英国人萨盖提出了手表定律：如果只有一只手表，可以知道是几点；拥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手表，却无法确定是几点了。两只手表不仅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，反而会制造混乱。

一个事实是，更多的产品创新、丰富功能加入企业上层策略，简单直接的信息传递将变成异常复杂的博弈，而如果商业理论无法保持一致的节奏渗透，市场将收获更低的信噪比。

所以，企业决策需要保持足够的“自信”，甚至有时愿意冒一定的“自负”风险，也应该继续保持单一的输出源头因素——这种控制信号源和信号频率稳定的努力，展现的是企业进行共识引导、资源重组的内在爆发力。

2018年，小黄车失去了此种“资源重组”的能力。

2016年，戴威认为扎根校园运营的ofo，模式清晰且开始盈利，为此，关于规模扩大化的资本建议，并未影响戴威的判断——在ofo要不要入城的问题上，腾讯曾多次劝说ofo入城，均被戴威拒绝。

腾讯转而投资了摩拜，这让ofo就此错失腾讯这个流量池的助攻窗口期——给了摩拜快速发展成为领头羊的机会。这也许可以解释滴滴为何在2016年10月得以进入ofo董事会，并拥有了一票否决权——对资本让步的原因，也许大部分源于整体市场规模差距这个既定事实的出现，但分歧也同样在此埋下伏笔——2016年年末，戴威无法接受滴滴提出的将ofo卖给摩拜的建议，哪怕这时ofo的日订单量只有摩拜的三分之一。

这种从原始策略，过渡到怀疑原始策略，从而接受资本，再到坚持自我的反复，让资源一点点流失在时间的丛林。

吊诡的是，直到今年5月，，戴威还在内部会议中表示要独立发展，号召公司员工“战斗到底”。但可笑的是就在这番表态的前两个月，ofo就已通过动产抵押的方式，先后两次将共享单车作为质押物，换取阿里巴巴共计17.7亿的融资来为ofo续命，在此之后，其又接受了阿里8.66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。在阿里流量加持之下，其“独立”何从谈起？

而回过头来，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场出行革命，也许还能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——如果戴威一开始就能够从商业焦虑中解脱出来，认真评估已在落后之时的进城策略、博弈策略，也许就不会陷入疯狂补贴的反商业伦理中，也许就能金蝉脱壳，开启另一扇出行创新的大门，亦或是一开始就触摸到泡沫之下的水面。

而去除掉如果的假设，资源分裂、共识破灭终究成为小黄车孤单背影的例证。

滴滴要的是出行连接的出行生态大闭环，阿里要的是支付宝得以继续保持对微信施压的流量之海，金沙江、经纬创投们要的是资本收益，而戴威则处于与前三条线都不交叉的远点——无论是真挚的初心还是商业的野心，戴威都有他自己的理想，这注定了他无法同时兼顾盘活三方利益。

曾经拒绝了腾讯入城建议的戴威，二度拒绝了滴滴成为合并公司控制者的方案。戴威曾一度喊话：资本要尊重创业者的理想。

但创业毕竟是一场资源重组，失去对资源调动的能力，又拒绝接受被资源调动的牵制顺从，让小黄车再也看不到那颗遥远却曾经那么清晰的明亮星辰。

我们需要牢记，任何制衡与反制衡，都必须以确保手中资源能顺畅组合连接为基础。

商业秘密：增长变形记

人们一方面总是青睐于相信那些听上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，另一方面又偏爱那些被总结出来的所谓捷径。

几年来，贩售知识焦虑成为横在中产阶级人群面前新的消费出口，大家变着花样给你解释运营技巧、增长公式、产品设计；这些对经验归纳的努力，混杂在勤奋刻苦的鸡汤之中，吸引程度远超客观规律本身。

我喜欢的例子是——当一部电梯上行时，有人跳舞、有人唱歌、有人打坐，这些选择纷纷成为他们抵达顶层时对自我上升的解释，这种虚幻地语境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惯性系的关注。

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你就能看得更远，这种系统整体调节的效用远超你的身高增长和跳跃能力提升——只要把握住任何一场时代大势，就能大概率确保人生赢面——另一边的残酷真相是，选择就是比努力更重要。我们必须对此有正确的认识。

2018年，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病毒不断滋生蔓延，贸易战阴霾笼罩，全球贸易复苏势头走入越来越难的境地，出口导向型消费模式受到较大的冲击。这让中国企业的“雁阵尾部”走进逃亡之门。

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请先摆脱对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概念的过度迷信。

事实是，区域市场的增长也可能具有另一端刀刃的破坏力，让人对增长形态过度解读。

第一，不存在消费降级——从中国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失衡来看，2017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增加值只占GDP的7.9%，但是农村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算还有41.48%，若按照户籍人口，还有57.8%，至少1/3的劳动人口还在农村就业，这说明中国基本经济面仍旧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。

过去的社会供需矛盾点在于，中国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，渗透率增长的速度远超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，这给了虚拟经济充当市场教育者角色的机会——依靠全球领先的制造业能力，智能终端设备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最初响应者，用网络连接完成了一场全中国范围内的地毯式人群大覆盖。

中国特色的自媒体生态用以打造庞大的信息资讯传递模式，这是一场重要的启蒙运动，因为它开启了一场面向三四线人群的思想复兴——所以拼多多、趣头条，不过是填补了用户心智认知与用户消费能力之间的空白。

我们所看到的高端消费方式减少的现象，更准确的说法是消费受限；更多时候，消费降级不过是一张悬挂于低收入人群之前的幕帘，就像那句有意无意的戏谑——五环外，也是中国。

第二，消费升级多数时候是一个状态，而不是过程。

十年来，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有过三轮债务周期，它们是大部分“消费升级”的政策根源。

海通证券的姜超，对此有犀利的解读：

（编辑：52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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